吕光辉：干活儿一点不藏奸（采写时间：2013年7月）
只有懂得历史，才会珍惜今天；只有借助历史，才能走向未来。
苦难与幸福、教训与经验、苦涩与甜蜜、幻想与理想，常常是相伴相随的啊！——题记
1965年5月20日，宝清县又有一批城里青年下乡。
据吕光辉回忆，他们那批青年大约能有四五十人。其中有的青年是投奔亲属的，记得一个青年去了郝家大队。
据档案记载，县里召开了欢送城里青年下乡大会，给每个青年戴了大红花。
在青年下乡那天，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职工、学校师生、街道居民7000多人欢送，锣鼓喧天，一直送到城外。
有的群众说：“青年下乡，真同参军一样光荣啊！”
展开剩余92%刘志先记得，西太和大队来的第二批青年有吕光辉、孙景林、李宽兰、付殿梅、宫艳清等人。
吕光辉是宝清一中1964届高七班毕业生。
1958年8月1日，宝清县有了第一个高中班，宝清初级中学由此改为宝清县第一中学。
全县的第一个高中班，即宝清一中1961届高一班；1962届是两个班，即高二班、高三班；1963届是三个班，即高四班、高五班、高六班；1964届、1965届、1966届都是一个班，即高七班、高八班、高九班。
你想想，全县那么多初中毕业生，每年只有一个高中班招录学生，真个是优中选优，学习成绩都不错。
正当吕光辉踌躇满志、摩拳擦掌地准备考大学时，班主任老师夏宝良悄悄地劝说他：“光辉，你就别报名了。根据你家的情况，你的‘政审’肯定不合格，考试成绩再好也没有用。”
体育老师丁乃平干脆告诉他：“别费那个劲复习了，跟我学滑冰吧！”
这位丁老师可有点背景，他父亲丁善德是中国首位灌制唱片的钢琴家，曾担任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兼作曲系主任、副院长，先后三次担任国际钢琴比赛评委。
后来，丁善德遭遇坎坷。受到父亲牵连，从北京体育学院毕业的丁乃平被分配到了北大荒。
由于吕光辉爱好体育运动，曾经在全县田径运动会上打破1500米、800米中跑纪录和抛掷手榴弹纪录，所以跟丁老师的关系很好。
大概是坚持锻炼身体的缘故，吕光辉学滑冰只有一个多月时间，就在全县冰上运动会中得了个第二名。
高中毕业后，吕光辉在胜利小学代课。转过年来，他弟弟从宝清一中初中毕业。
街道干部动员青年去农村时，说你们哥儿俩怎么也得下去一个，留城的那个分配工作。
吕光辉说：“我下乡吧，我是哥哥，身体好。”
于是，他到了凉水公社西太和大队，弟弟果然分配到农机修造厂上班。
尽管下乡是无奈的，干活却是认真的。
吕光辉回顾起半个世纪前在西太和大队的劳动情景，记忆犹新。他说那个时候自己积极上进，要求进步，干起活儿来实打实，一点儿都不藏奸。
春天，在丘陵上开垦土地，把柞木棵子砍倒后，刨树根子的活儿最累。铁镐头重达17.2斤，抡起来浑身冒汗。
双手先是磨出了血泡，接着长出了厚厚的趼子，然后就裂开挺大的口子，自己拿针线缝合了，再用胶布粘上。
播麦子时，人站在拖拉机牵引的“犁后喘”上，灰尘满面。干完活儿照镜子一看，只有牙齿是白的。
夏天，铲地时起大早贪大黑，出工、收工两头不见日头，饥一顿饱一顿的，饿出了胃病。
秋天，收割庄稼，蚊蠓小咬扑面，咬得浑身发痒，累得腰酸腿痛。
冬天，修水渠刨冻土方。虽然天气寒冷，抡起大镐一会儿就大汗淋漓，只得脱下棉袄，穿件单布衫子，戴副耳包。
居住条件也挺艰苦，青年住的那间房子裂了一道大口子，外面下大雪，往屋里飘小雪。吕光辉说：“我年龄最大，住在尽炕梢儿。早晨起来一看，盖在身上的棉被落了一层雪。”
吕光辉好学。他听说一位姓那的社员每天刨冻土方最多，就站在旁边盯着看。原来，人家是先把一块土的两边刨出小沟，然后几镐头下去就能刨起来一大块冻土方。
看了两次，他也学会了，每天刨冻土方的数量遥遥领先。
生产队有两个最能干活的社员，一个外号叫“林半夜”，一个外号叫“关不眨眼”，形容他俩每天睡觉很少。
有一次记者采访关不眨眼，问道：“你在生产队咋这么能干活呢？”
关不眨眼回答说：“旧社会我给地主扛活时就这么干。”
那时候的老百姓特实在。
吕光辉诚心诚意地拜林半夜为师，虚心学习各种农业技术。
他不怕累不怕脏。
有一次队里安排社员淘厕所挑大粪，干别的活儿一天才记10分工，挑一担大粪就记4分工，可别人都嫌臭不愿意干。
吕光辉说我干。
他一天挑了20担大粪，记了80分，相当于干了8天的活儿。这么一来，别人都争着抢着干了。
一年以后，吕光辉与尖山子公社东红大队的一名下乡女青年被评为全县优秀下乡青年，在县委后院小礼堂介绍了经验。
吕光辉说：“那几年可给生产队出老大力了。同时，也真是为农村添彩了。
“我们给社员念报纸，办墙报，教社员唱歌，活跃了农村文化生活。
“我还当导演，组织青年和社员排演《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大家不会唱京剧，我就给改编成了歌剧。
“这些节目除了在春节、‘五一’‘八一’等节日里演给本大队社员看，还去凉水公社、五九七农场演出。”
我说：“闹派性时，你正在农村呢……”
他接过话头：“可不是咋的。城里闹派性也波及到农村，附近有的大队闹腾得非常凶。
“西太和大队有些社员也闹，我就连夜去找一个挑头的姓李的青年做思想工作。
“我说你在西太和大队土生土长，亲朋好友一大帮，你要是挑起矛盾，打伤人记下仇，以后你在这儿还怎么待下去了。”
离开西太和大队之后，吕光辉一直与农村的好朋友保持着来往。譬如，孙吉贵的孩子结婚时，他去随礼祝贺；他生病时，王秉玉特地来看望……
1968年，吕光辉告别西太和大队，被抽调到本公社胜利大队学校当老师，之后又在凉水中学、朝阳中学、宝清三中当老师，在县委党校当教务主任。
这其间，他参加了函授大学考试。由于废寝忘食地复习功课，头发大把大把地掉。
考试那天，孩子发高烧，他迟到了半小时。监堂的邢哲老师着急地说“你快进去吧”。
最终，160名考生剩下44人，有他一个。
再后来，吕光辉为了给三个女儿安排工作，经过一再申请，调到糖厂负责党务工作。一年后，糖厂的党务工作就由“三类单位”变为“一类单位”。
吕光辉是从糖厂退休的，工资比教师低了许多，不少人替他惋惜。
他在接受采访时说：“经历过艰苦岁月，什么苦都能吃，什么问题都能看得开。我过去不注意保养，得了胃溃疡，穿孔两次，切除五分之四。我坦然面对，如今胃功能已经完全修复。”
我很欣赏吕光辉这种看得开的心态。
我从宝清县委原精简安置办公室的档案中查到，他们于1965年7月20日以文件形式，向县委报送了三份下乡青年工作典型材料。
其中一份材料的题目是《一个人人夸赞的下乡青年小组》，写的就是这个大队的青年。
这份材料写道，在凉水公社西太和大队安置的下乡青年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有三人入团，两人被评为“五好社员”，两人被评为“五好青年”，一人成为大队文体委员，四人分别担任生产队会计、出纳员、保管员和记账员，在社员群众中形成了良好的影响，深受农村各级组织和贫下中农的夸赞。
他们立志务农，树立了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雄心壮志。每个人都聘请一位农活熟练的老贫农作为自己的老师，虚心向他们学习，苦练硬功夫。
刚到农村时，他们就赶上割地，磨得双手是血泡。队长劝他们休息，他们说啥也不肯，表示要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有的社员问他们：“农村太苦了，不如城里好吧？”
一名青年响亮地回答说：“城里好是好，那是劳动人民用一块砖一块瓦建成的；现在农村不如城市，但经过辛勤建设也会好起来。干革命就不能怕困难，越苦越是锻炼人的地方。”
女青年李宽兰在夏锄时身体有病，也坚持出勤劳动。
他们苦干实干，不怕脏不怕累，很快就学会了各种农活。
他们自力更生，勤俭创业，没烧柴了自己去割，在老贫农的指导下自己修理锅台和烟囱。
他们关心集体，积极提出合理化建议，成为集体经济的管家人。
二队队长刘喜财说：“像这样的城里青年，再来20个我们也要。”
他们组成了一个团结和睦的革命集体。他们虽然都是从宝清镇来的，但有的原来并不认识。
下乡后，青年们由于坚持学习《反对自由主义》，以此约束和检查自己，从来没闹过纠纷，没红过脸，还发扬团结互助的精神。
大队党支书孙喜荣夸赞说：“这些小青年比亲兄弟还亲。”
社员李会生说：“这批青年是我们大队最和睦的户。”
他们把知识和文化带到了农村，在下地干活歇气儿时给社员读毛主席著作，教大家唱歌。
每逢阴雨天休息时，青年宿舍就成为村里的小俱乐部，传出弹打吹拉的乐器声，吸引了成帮结伙的男女青年去参加文艺活动。
冬闲时，他们把大队28名具有高小文化的回乡的青年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初中班……
依照陈德志先生的观点，即便是城里去的青年与当地群众闲聊、侃大山，也许就潜移默化地传播了知识和文化。尤其是对于那些比较偏远、封闭、落后的村屯来说，更是如此。这种看法显然是有道理的。
《宝清县志》载称：1964年6月，宝清县接收了来自双鸭山市的86名青年。后来我从档案中查实，宝清县于1964年、1965年共接收了两批双鸭山市青年。
时任七星泡公社党委副书记的王国太先生回忆说：“是有这么回事儿，其中一部分青年安置在了民主大队。
“七星泡烟站有个叫周庆伦的，就是从那批青年中选用的。送这些青年来的是双鸭山市的一位民政局长。”
王国太先生还说：“我记得很清楚，当年我30多岁，那位局长说：‘公社这些干部中，我看还数你年轻呢。’过去50多个年头了，再多的我就记不住了。”
看来，尽管岁月匆匆流逝，人的记忆力有限，但是在比较特殊的场合下表扬自己的话很容易牢记在心。
我与扈福昕到如今的七星泡镇民主村采访了村民陈树林，他说1964年从双鸭山市来了一批青年，有周庆伦、陈正辉等。
当年安置办向县委报送的三份青年工作典型材料中，除了一份是反映凉水公社西太和大队下乡青年小组的，另外两份则是关于双鸭山市青年的——《龙头公社是怎样把下乡青年巩固下来的？》和《七星泡公社义和大队下乡青年是怎样变好的？》。
第一份材料说，龙头公社东龙大队两年来安置双鸭山市下乡青年20名，他们在党的培养教育和贫下中农的体贴关怀下，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情绪基本稳定，正在同老社员一同劳动，过着愉快的集体生活。
第二份材料说，义和大队的25名双鸭山市下乡青年经过在农村的教育培养，都有了很大变化。
青年们对自己的评价是：“第一个月糟得很，第二个月没有转变，第三个月有好转，第四个月好起来，第五个月大有进步。”
社员群众原来说他们是“不会干活，白吃饱”，现在称他们“有出息，真行”。这种转变也是来之不易的。
有的青年曾经在大城市里流窜行窃，刚到农村时在妇女面前说下流话，站在窗台上撒尿，打起架来就动刀。
大队领导提出“三不怕”：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有的青年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三咬”：出门狗咬，下地蚊子咬，上炕跳蚤、虱子咬。
在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的帮助下，他们终于转变了，实现了“三化”：行动军事化，劳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
连一个被称为“粪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的青年都变好了。
过端午节时，有的社员主动给他们送鸡蛋吃。
（文中图片源自网络股市杠杆资金，由衷感谢摄影者）
发布于：海南省